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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两项世界级的管理成就，一是完全以书面文件来运转整个国家，二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公文传达制度使通信网路覆盖全国城乡，这一局面是在2500年到2000年前的战国秦汉时期开创的。在战国晚期的秦国，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邮政法——《行书律》。古代邮政的西方体系开始得虽早，但在持续的时间上根本就不能和中国相比。与古罗马双峰并峙，并在政治智慧上超过前者的伟大的秦汉帝国奠定了全世界最长久的邮政体系——中国体系。

从传说时代到商周的传令组织

从完全平等的原始社会到初步不平等的分层社会，再到国家形成的文明创世纪中，部落信使得以职业化，并形成传令组织。《史记·五帝本纪》称赞舜“明通四方耳目”，《尚书·舜典》记载舜设立“纳言”官职，以管理信息的上传下达，都折射出传令组织的存在。1981年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时代遗址的丁公陶文，有11个连笔字符，被认为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书信实物。这种书面文件体现了上传下达的日常运作，可以作为传令组织存在的佐证。

国家产生后，统治的基础必然包括一套整理、交换、储存信息并最终垄断信息的系统，那些传令兼侦探兼外交官的高级信使享有极高的地位。若没有这样的组织，无法想象国家机器能够运转起来，但传令组织还够不上邮政的水平，因为信使难逃覆亡的厄运。商王武丁时的甲骨卜辞反映出有一位执行重要公务的王家信使，在连续行走了26天、没有抵达目的地的情况下就倒仆于途。那些商王亲自为收发书信和派遣信使而行占卜的卜辞，也说明殷商之际还缺乏稳妥的长途通信机制。

中继交通是邮政运行的基础设施，但最早的中继路网，特别是昂贵的畜力中继设施仅为军事和君王出行而设。巴比伦、埃及、中国、印度、阿兹特克、印加这六大原生文明都不乏设置兵站和行宫的事例，但只有移送信使和传递公文的中继路网制度化，才是一个文明进入到邮政时代的标志。这样衡量，西周时仅为贵族置办的传车也还不能算作邮政系统。

“邮”的来路与 世界上最早的邮政法

古老的中国也有“邮”那样一种与古埃及类似而又有所区别的邮政原生过程。最早的邮叫“邮表畷”（《礼记·郊特牲》），是从氏族土地占有标上的神圣标志物发展而来的祭奠田神的灵物，贵族为无偿占有庶族劳动将邮改造为督导庶众耕耘公田的处所。随阶级矛盾上升，邮又进一步演化为限制庶众人身自由的岗哨。亭是上古时期的候望据点和族众动员兼民事调解场所，邮与亭的结合形成了基层行政的辅助系统和治安网点。大小村社的邮，沿井田道路连续分布，环环相扣，邮人分段侦迹便为通信提供了现成的中继网路。这个中继系统被描述为“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史记·留侯世家·索隐》引《汉书旧仪》），统治者用来传播政令即孔子所言“置邮传命”。因而在宗教生活不彰的中国，统治者是利用血缘组织的生命力，靠侵夺氏族共同体的资源而建起通信中继网路。中国邮政史上的这个新纪元是在春秋时期初现曙光、秦汉之际光芒四射的。商鞅变法后，邮的氏族色彩被彻底祛除，随着战国七雄相继转化为中央集权国家，古代中国的邮政制度得以建立。秦汉大一统的实现，使地上邮亭密如天上繁星，“五里一邮，十里一亭”的中继路网覆盖版图，这才真正确立了中国古代的邮政制度。

中国古代邮政一经建立就显现出非凡的成熟性。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两枚竹简上的《行书律》，虽然仅仅是这部律法中两条律文的摘抄件，但却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邮政法，珍贵无比。“行书”乃战国秦汉魏晋习用语，专指传递公文。《行书律》历经秦始皇统一中国，至西汉初年更加完备，凡举机构编制、邮路设置的等级、邮件分类、邮人待遇、惩罚措施无不详细规定，一系列防止邮件搁压、遗失的问责制度与惩罚律条，使邮递环环相扣，达到了全程监控的水平。

中国文明是在未受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独立诞生的，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文明更持久、更具凝聚力，并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古代邮政制度在汉代就影响到东亚和中亚的一些国家。日本在大化改新后，完全仿唐制建立了古代邮政。蒙元之际，万里驿骑直达四大汗国，中国古代邮政由此影响了欧亚北非的众多国家。

丝路与汉代驿燧

2014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项目”顺利入选，甘肃敦煌境内的汉代大型驿站遗址悬泉置和新疆库车境内的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作为申遗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悬泉置始建于汉武帝通西域时，至魏晋时废弃，前后使用了400年，有“中华第一邮局”的美誉。汉代，接力单骑称驿，接力车递称传，置则是较大的车递中继站点。具体到悬泉置，则不但是车递，也是驿骑和步递共用的中继站点。悬泉置的一个职能是传递公文，所有事涉敦煌郡和整个西域的诏书、中央政令、出征将士的军报都要经由悬泉置传递。悬泉置简牍中有“邮书令史”与“邮书史”官职，并见有“邮行”“邮人”“悬泉邮”和数量众多的邮书传递纪录，这对于认识中国古代邮政甚至世界古代邮政都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悬泉置的另一职能是接待官员和使节，既有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节、和亲公主，也有遍布今天中亚、西亚、南亚的西域各国人员。如有一条简文记载“客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说明丝路上使者往来频繁，成群结队，悬泉置一次就招待了数国使者下榻。

克孜尔尕哈烽燧是现存最高大的烽燧遗址，专家考证该烽燧从汉到唐都有使用。克孜尔尕哈，维吾尔语意为红色哨卡，正是对该烽燧所代表的古代军事通信设施的最好诠释。烽燧是利用光信号报警的军事通信装置，在以烽火信号报送敌情的同时，还要将详细的敌情书面报告上级军政机关，甚至驿报中央。所以，烽燧线上必伴有邮递组织。如果将烽火比喻为古代的电报，那么克孜尔尕哈烽燧就是中国古代边防线上的邮电所。

在克孜尔尕哈烽燧以西40公里的克孜尔石窟第17窟主室券顶，有一幅《萨薄王燃臂济诸贾客》壁画，描绘了两名波斯装束的中亚商人贩运而归，赶着载满丝绸的一驴一驼，在迷失道路、身处险境时，遇到萨薄王以白氎自缠两臂、酥油灌之、燃臂为炬、指明方向、不禁举手欢呼的场景。萨薄王燃臂倒是使人联想起丝路商人对烽燧的感激之情，大漠戈壁上，突发的飞沙走石和剽夺劫掠，使烽燧成为最佳路标和预警所在。丝路商队对驿燧的依托之情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精辟总结的：“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纪念中国邮政开办120周年时，中国邮政m88博物馆在展厅复制了一件青海西宁出土的汉代轺车明器。轺车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汉代邮车，当时的中央政府就用它作运输工具构建了全国干线邮路。想想汉代邮路的气魄，从西域一直绵延到朝鲜半岛，那真叫“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